壮大自己，消灭敌人

有人又拿出马寅初来说事，但俺估计这些东东连当年马寅初的观点到底是个啥都不见得搞得清楚，特贴出当年的文章，让大家对那段历史有个真切的了解。 评马寅初先生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 戴园晨 　　马寅初先生的新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在最近出版了。这本书是由五篇论文构成的。一篇就是作为书名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另外，是作为附录的：“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联系中国实际来再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新人口论”，“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四篇论文。 　　在这几篇论文中，很大一部分比重是用引号或者不用引号的摘录，这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论述，我国党政负责人的文章或者发言，关于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有关文件以及一些调查报告。尽管全书的各篇论文中有这许多引征，它们本身是正确的，但是马寅初先生自己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都是非常错误的。本文要加评论的，是马先生在他的全书的各篇论文中所提出的属于他自己的那一些论证。从这部分文章来看，我们认为，马先生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未去，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犹在。 　　全书近十七万字。在我这篇文章里，只能就全书中提出几个基本论点，来批判其中的资产阶级理论观点。 　　 一 “团团转”的理论，是反辩证唯物主义的， 　　 是宣扬了形而上学的机械论和外因论 　　首先，要看一下马先生所谓“团团转”的理论，究竟是什么样的理论。因为，马先生在全书中，都把所谓“团团转的联系”，作力贯串一切问题的线索，而且不仅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还作为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作为他的哲学思想来论证的。马先生在这本书的开始就以“此书各篇论文内在联系的说明”为题论证道： “唯物辩证法和毛主席的矛盾论告诉我们宇宙内的 事事物物都有内在的联系，都不是孤立的。譬如有甲乙 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环节于此，各各之间都有内在联 系，故甲与乙、乙与丙、丙与丁、丁与戊、戊与己、己 与庚、庚与辛、辛与壬、壬与癸皆有联系，最后癸与甲 （第十与第一）也必有联系，结果形成了一小圆圈。 “这就是团团转的联系。我心中自问，中国的社会主 义建设中的各个环节能不能这样联系起来，形成了一小 圆圈？若把以上两个疑问并成一个问题，就等于按团团 转的比例发展规律，把所有主要环节联系起来综合平衡 起来，能不能成功？不妨试一试，再看其结果如何。这 就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本质。所以还要联系中国的实际情 形，否则不切实际，成了空谈。1955年初，我的脑海中 充满着这种想法，但这种想法对与不对，非以实际情形 来证明不可。我就下一个决心来试写一篇或两篇平衡 论，命题为‘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 例发展规律’，成功与否虽无把握，然信其有成功之可能， 苟不然者中国的计划经济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也。”① 马先生又说： “以上是关于经济理论方面的。但比这方面更重要 的是哲学思想方面。……我在这里所说的‘理’如综合平 衡的‘理’，按比例发展的‘理’也是指自然规律而言，但 是这个‘理’不能离开事物而独立存在。‘理’即在事物之 中，离开了事物无所谓‘理’，故说‘理’在事中，这是唯 物的说法，而且这个‘理’是团团转的，因为宇宙中所有 事物都有内在的联系，都不是孤立的。”（第9—10页。） 　　从上面的这些引述，都可以看出“团团转”在马先生的全部“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性。 　　正因为“团团转”是马先生论证全部问题、贯穿全书的基本论点，所以，我的评论也就不得不从“团团转”开始，不得不先说明为什么所谓“团团转”的论点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论点。 　　为什么说所谓“团团转”的论点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呢？这是因为：第一、尽管辨证唯物主义把自然界或者社会看作是有联系的统一的整体，在这个整体内部，各种事物和现象却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但是，各种事物和现象都有相互的联系，并不等于说它们采取“团团转”的联系，而是说每一事物的运动和它周围的其他事物错综复杂地相互交叉地联系者和影响着。如果它们只是“团团转”地联系着和影响著，那末事物之间就只有简单的联系了，而且是一种人为的“七拼八凑”的说法。第二、马先生把“团团转”认为是“宇宙中所有的事物都有内在的联系”；但辨证唯物主义却认为事物内部的联系，是事物内部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互相联系着，各以对立着的方面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在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双方都在一定条件下向着相反的方面转化，同时，双方又相互排斥，相互斗争，从而形成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从这一过程发展到另一过程。“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②显然，马先生的论证是与此完全不同的，他所说的甲和乙、乙和丙……的联系，都是事物外部的联系，他把这种事物外部的联系，认为是“按团团转的比例发展规律”，认为“这个团团转动的‘理’不是单在平面上转动而已，乃是时时刻刻向上再向上地转动。它的转动必是螺旋式的，不是平面式的。”（第10页。）那就是说事物的发展不是基于矛盾的斗争和矛盾的解决，不是基于旧的矛盾克服了又产生新的矛盾，又进入新的矛盾的斗争；而是说成甲和乙、己和丙……的影呐形成了“团团转”的发展，这显然是在宣扬形而上学的外因论，是在歪曲辩证唯物主义。第三、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③我们从复杂的发展过程中，找出发展过程的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也都能迎刃而解。然而U，在所谓“团团转”的论点里，却并不承认有什么主要矛盾，事物只是“团团转”着。显然，这种论点是和辨证唯物主义相违反的，按照这种论点，将去找不到中心，也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正由于“团团转”的论点是违反辨证唯物主又的，是宣扬形而上学的外因论或机械论，而“团团转”又是贯串全书的线索和哲孛基础，所以，尽管全书有不少正确的引述，但是，正同漂亮的外衣不能消灭身上的疮疤一样，这些引述也掩盖不了马先生的反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而且还决定了这本书的基本论点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的。 　　 二 所谓“对凯恩斯理论的批评”， 　　 实质上是宣扬凯恩斯的谬论 　　马先生“批评”凯恩斯和提出自己的论点的文字，在全书中所占比重虽然不大，但是他在全书的“说明”和第一篇论文的“结论”中，都一再强调这种“批评”的重要意义。所以，我们有必要来看看他是怎样“批评”凯恩斯的。 　　在该书的第73到76页，马先生以三千字的篇幅，向人们介绍和宣扬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并没有片言只语来“批评”凯恩斯，当然，就更谈不上揭露凯恩斯理论的反动本质了。我们知道，凯恩斯派的理论是资本主义到了末日，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时期的经济理论。面对着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和失业现象，凯恩斯这个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想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想来欺骗无产阶级。他把产生危机的原因，解释成为是由于人们不全都消费掉他的所得，使需求少于供给，这样就不能做到充分就业。而为什么需求不足，为什么人们不去消费掉他的全部所得？他是用所谓三大心理规律来解释的，一个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说人们所得愈多，消费占收入比重愈小，愈富足的社会，消费需求愈是低于供给；另一个是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说人们预期的利润率全递减，束缚了人们的投资愿望；再一个是灵活偏好规律，说人们总是偏好方便灵活的现金，如果把现金借给别人。牺牲了灵活就要取得利息作为报酬。他说这三个心理规律交互起作用后，就会使利润率降低、利息率上升，资本家的纯利率减少，结果资本家在他的所得中除了消费之外，剩余部分不拿来投资，也就是不拿来向生产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订货，这样就使得生产资料需求缺乏（生产过剩），失业就经常地发生。凯恩斯又提出了他的达到充分就业，延缓或者避免危机的办法。这就是由国家来调节供给和需求关系，由国家来增加投资。他说，国家支出一亿元来兴修公路，修建公路的资本家和工人便增加了一亿元收入，按照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他们以90％的收入来消费，便增加了别的资本家和工人九千万元的收入，这样投资带动消费，消费又带动投资，增加又增加，便可以达到国家原始支出的数倍的增加，便可以实现充分就业，这就是所谓“投资、消费与倍数（或乘数）的理论”；他并且认为用增发通货、降低利息率的办法，来提高资本边际效率，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结果。显而易见，凯恩斯的这种理论只是企图掩盖和歪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为国民经济军事化和通货膨胀寻找口实。但是，谁都知道，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过剩、需求少于供给，并不是由于这种唯心的所谓三大心理规律所造成，而是由于资本主人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由于资本家的残酷剥削所形成的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增长和千百万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被限制在最低限度的范围之内，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需求少于供给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危机和失业。同时，也正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是因为广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与生产的扩张不相适应，所以政府花钱投资，通过“倍数”作用可以几倍地扩大市场购买力，扩大生产和就业的说法，就是虚构的。资本家在经济危机阶段卖掉了积压的物资，要用来还债或者存起来，倍数作用就并不存在。而且，即使人为地增加市场的购买力，把过剩物资买去，也只是饮鸩止渴地暂时缓和了危机；但是政府扩大开支，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资金来源，无非是增加税收、发行公债和通货膨胀，也就是进一步压低广大劳动人民的货币工资或实际工资，使得劳动群众的消费需求更加减少，这就只能带来更深刻的经济危机。可见，只有推翻这种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凯恩斯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过剩危机和失业现象的实质，已经由铁的事实证明了他的荒诞无稽。凯恩斯为垄断资产阶级图谋献策、为国民经济军事化、通货膨胀、冻结工资等措施寻找论据，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是必须予以坚决驳斥的。然而，马先生在书里却是淋漓尽致地作了介绍，这就不能不使人提出疑问，他的论点和凯恩斯的论点究竟有什么不同。 　　当然，马先生也作了他自己的所谓“批评”，但究竟“批评”了些什么呢？他说：“在我国情形完全不同。我国的生产及展赶不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仍然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的国家底子很穷，需要举办的事情很多，应动员一切积极因素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远远谈不到什么投资的饱和点，更不必考虑投资的边际效能太低。”（第76页。）他还进行了分析，认为从工业厂矿方面来讲：“……我国资金虽尚缺少而劳力很丰富，正可大大地利用这个资源来为国家创造物质财富；迨这资源尽量利用之后，方可逐渐提高有机构成的成分，故此时尚谈不到‘投费达到饱和点’的问题。”（第77页。）在农业方面，他又讲到：“……农业机械化只能逐步发展，逐步提高，在新旧交替过程中，必须使人力、畜力与机力，机械化农具与旧式农具结合使用，因此，现在谈不到凯恩斯的学说如‘资本的边际效能太低’，或‘投资已达到饱和点’等等。”（第79页。）他又说每个农民每年的积累平均约四元左右，假设其中一半用来购置设备，那每人每年二元，“这样的购买力，在数量上虽然不少，但在全国范围来说是很不够的。从而可知农业投资刚刚开始，距离‘饱和点’太远了”。（第79页。）此外，马先生还从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银行发放农业贷款总数达六十八 亿元，按全国农户总数计算，平均每户贷款五十六元多，农民得到这笔贷款，比私人借贷要少付利息十七亿四千万元。并分析说：“……我们的问题不是如凯恩斯所说的利率问题，乃是目前急迫需要解决的收购价格问题，故凯恩斯的学说于中国是不适用的”。（第83页。）这样，从他的所谓“批评”里，从他所认为凯恩斯的“学说”不适用于中国的分析里，还是表露了他自己的论点。原来，马先生并不反对凯恩斯的论点，只是因为我国底子穷，需要举办的事情多；又因为我国资金缺少而劳动力很丰富，要等劳动力资源尽量利用之后，“方可逐渐提高有机构成的成分”；只是因为农业投资刚刚开始，全年每人只有二元，所以还谈不到“投资达到饱和点”的问题，也谈不到“投资的边际效能太低”的问题。显然，在马先生看来，如果我国经济发展了，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工业厂矿要“逐渐提高有机构成的成分”，农业投资也可以大大增加的时候，那末，还是谈得到“凯恩斯的学说”的，还是会产生所谓“投资达到饱和点”、“资本边际效能太低”等问题的。于是，我们就无从找到他的论点和凯恩斯的论点在实质上有什么分歧了。 　　必须指出，马先生在“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中对凯恩斯所作的“批评”，和他著的在1948年出版的“财政学与中国财政”一书中所论的凯恩斯的“学说”不适用我国，在论点上并无什么不同。除了改换一些例子和加上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之外，甚至连文字上都成段成段地完全相同。他当时认为剀恩斯的“学说”之所以不适用我国，只是因为“中国农村中无所谓自愿失业与不自愿失业之分”，“储蓄者与投资者在中国农村中同是一个人”，“我国的农耕，……为劳力的集约，非资本的集约，因农家在一定的地面上投施人工虽多，但于帮助人工工作之设备每嫌太少。……足见中国之资本有很高的边际效能，有利之事业，到处皆是，只患资本不足，何患资本已无可投的门路。此与美国的经济发展已达到饱和点的情况，大不相同。”“至于边际消费的倾向，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如英美两国，消费额对所得额之比例，有减少之倾向，……但中国……农民生活程度特低，……如能设法增加农民之收入（所得），……消费额只有增加，一时决无减少之趋势。”正因为这种种原因，当时他认为“我们欲改农业社会为工业社会，亦当循序进行，不能一蹴而几，不能以西洋最高最新的学说来应用于中国”④细阅这两本书后，使我们不能不感到，时间经过了十年，中国经过了翻天复地的变革，然而马先生对凯恩斯论点的所谓“最高最新’的认识，却很难说已经起了什么根本的变化。 三 所谓“新人口论”，是把我国人口多同资金的 　　 积累、生产的机械化、农业的发展对立起来， 　　 认力我国不能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是否认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应该指出，马先生在人口问题上是放了一把火的；从他所提出的人口多同资金少对立，同工业化对立，同农业生产的发展对立等等论点，其结果就将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结果等于诬蔑我国人口多、党的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路线不能实现。显然，这种论点有严重的错误，尽管他宣称：“有人称我为马尔萨斯主义者，我则称他们为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 （第149页。）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听任这种错误言论的散播，还是要坚决予以驳斥。 　　应该指出，我们也主张节制生育，适当地控制人口增殖率。但是；我们主张节制生育和他所说的“新人口论”是根本不同的。我们认为，人多是一件好事，我国人口多，有丰富的劳动资源，在相同的技水条件下，就能够较大量地增加社会积累，就能够更多更快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且，人口多也为我国生产的发展提供了一小别的国家所没有的广阔的国内市场。当然，人口多也有它困难的一面。这是因为我国底子穷，经济基础薄弱，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增产都有一定的限度，在使新成长起来的劳动力就业和消费品的供应等等方面，引起了一系列的安排问题。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我国的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定能够对发展生产力采取积极的促进的态度，采取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这样，人口多这件事情本身，就可以成为解决人口问题的一个有利条件。这就是说：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和办法，是在于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使工农业同时并举，大力动员人们上山下乡；要采取先进技术同一般技术、大型企业同中小型企业相结合的政策和勤俭建国的方针，发挥资金的经济效益，使有劳动能力的人逐步地都参加劳功生产的队伍；并且要合理分配消费基金，尽量使大家都有饭吃，巩固城乡关系和更多地吸收劳动力迸入生产；再加上全国人民发挥革命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这样，我们完全可以在十年到十五年内，使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有充分的物质基础，使劳动力充分就业，使人民足衣足食。同时，在我国人口稠密的一些地区，认真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也有必要。因为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有利于保护儿童和妇女，更好地教养后代，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有利于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也有利于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同劳动力资源供应之间的协调。节制生育也是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口问题的亦法之一。这些是我们的论点。也因为这样，尽管我们和马先生都同样认为要节制生育，然而在问题的实质上，我们之间是有根本分歧的。 　　马先生是怎祥认识呢？他说：“除了毛主席所说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外，我认为人口多，资金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矛盾。过去的矛盾是阶级矛盾，现在的矛盾主要的是生产矛盾。”（第142页。）“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144页。）又说：“资金积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速，要解决资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难矣哉？”（第 151页。）“因人口大，所以消费大，积累小，而这点积累又要分摊在这许多生产部门之中，觉得更小了。”（第145页。）他认为我国人口多影晌了我国的工业化。显而易见，这种把人口同资金积累相对立的论点是错误的。因为，国民收入本来就是由人所创造出来，只有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能够生产出来比他们消费掉的更多的东西，才有社会的积累。所以人同积累是统一的。我国正因为有那么多的人，才能够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上创造出那么多的积累。至于说我国的积累的数量不多，那是因为现在的生产力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们只能在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条件下创造国民收入，得到相应的积累。人口多同资金积累有无矛盾，我国能不能迅速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需要从资金积累速度来看。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们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巨大浪费，使我们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官僚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增产节约、增加积累的无穷动力。这就使得我国人口增加速度虽然比较快，然而我国按人口计算的积累额还是逐年迅速增加，1956年同1952年相比，不仅是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而且按人口计算的积累基金也增加了80％左右；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期间资金积累的总额，超过旧中国九十年的积累。这就表明，我国工业化的资金能不能积累起来，和积累的速度有多快，都取决于社会制度；所以马先生所说的人口多会造成资金少，是站不住脚的。 　　马先生还说：“我深信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一千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功化以后，五十个人就可以做了（假定到处都是二十分之一），请问其余九百五十人怎么办？因此，我就考虑到人多，就不能很快地机械化和自动化。我们现在不能搞很多的大型工业，要多搞中、小型工业，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小型工业可以安插好多人。但是我国搞社会主义，就应当多搞大工化，列宁也说过，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列宁文集第 7册第151页）。然而，我们过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第149页。）这种论点，是把人口多同生产的机械化对立起来，认为生产机械化一定会排斥劳动就业；把人口多同我国的高速度工业化对立起来，认为拖住了我们大踏步前进的的后腿。然而我国人口多又是客现存在的事实，这样，他就否认了我们能够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应该指出，生产的机械化排斥在业工人和劳动就业，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有的事情。因为，机械的改良、生产的机械化，虽然可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增加国民收入，然而生产资料为资本家私人占有，增加的国民收入却为资本家所攫取。而且因为机械化后生产效率的提高，资本家就要相应地减少所雇佣的工人。这样，采用机械使国民收入增加了，却反而会出现劳动力过剩、工人失业饥饿的所谓人口过剩现象，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相对人口过剩规律。所以，所谓生产机械化排斥劳动就业，产生相对人口过剩，并不是机器和人的矛盾；真正的矛盾是在于机器作力资本使用，这是资本家同劳动者之间对抗性矛盾的表现。现在马先生认为社会主义的我国也会产生机械化排斥劳动就业的情形，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了。这是严重错误的。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为劳动者全民公有和集体公有，劳动力同生产资料之间的结会，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我们有可能把劳动力同生产资料的结合作最合理的安排，我国生产机械化的过程决不会排斥劳动就业，就不会产生“其余的九百五十人如何办”的事情。相反生产的机械化，正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可以为减轻劳动强度、缩短劳动时间提供条件。实际情况 也正是这样。由于社会制度的变革促进了我国生产力 的大发展，我国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了，然而生产的机械化不仅没有排斥劳动就业，而且还解决了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严重的失业问题，这正雄辩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 　　正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能够把劳动力同生产资料的结合作最合理的安排，这就使我们有可能采取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采取工业建设以大、中、小型企业相结合并充分利用小企业、手工业的政策。我们采取这种做法并不是因为生产的机械化排斥了劳动力，而是为了在我国经济基础薄弱的条件下，把生产资料作最合理的利用，把每一个劳动者的手都接长起来，迅速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加速资金的积累，迅速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正以事实显示出这种做法的正确，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威力，表明了我们正是在以资本主义制度所不敢想象的速度前进。可是马先生竟把我们的大、中、小型企业相结合的政策，看成是我们不能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表现；认为这是我国过多的人口，拖住了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对于这种错误论点，我们必须严正地加以驳斥。 　　马先生还把我国人口众多同农业的发展对立起来，认为我国人口多，阻碍了农业的发展，从而阻碍了我国的工业化。他说，因为人多了，就产生粮食问题。然而增产粮食却很困难，荒地不能大规模开垦，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要有水有肥，可是“洪水力患自古已然，于今尤烈”；（第150页。）要增加化肥，“但资金在哪里？积累在哪里？有了积累，物资如钢材、水泥等在哪里？”（第150页。）他还说人多了，会影响到工业原料的生产，“因人口增殖，粮食必须增产，经济作物的面积就要缩小，直接影响到轻工业，间接影响到重工业。因此人口的增殖，就是积累的减少，也就是工业化的推迟”。（第154页。）把我国农业的发展前途说成是一片黑暗，工业化的希望也非常渺茫。可是，事实并不是象他所描述的那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也很快，我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粮食产量，1956年比1952年增长了 8.28％， 粮食增长的速度还是超过了人口增殖的速度；至于经济作物生产增长的速度，那就更快了。这就表明，我国人口多并不和农业生产的发展相对立，相反，在新制度下，我们可以运用人多的有利条件，万众一心地行动起来，就可以在兴修水利、生产积肥等方面大跌进，做出前人所从未做过的事业，实现党所制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我们认为，我国农业生产可以迅速地发展，因为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 　　应该指出，马先生在人口问题方面，完全因袭了资产阶级的所谓“人口理论”。尽管他宣称自己不是马尔萨斯主义者，宣传马尔萨斯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食物按算术级数增加的论点已经破产了，然而他认为马尔萨斯论点之所以破产，只是因为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德国，因科学进步使粮食增产超过人口的增殖；只是因为知识增加，“另一方面促使生殖率减低，例如社会上层分子和脑力劳动者，娱乐的方式较多，如打球、划船、骑马、打猎等多方面的活动，减低了他们的性欲。”（第146页。）他并不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相对人口过剩现象，捏造说失业、贫困等等现象同资本主义制度无关，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这样，他实际上就并未否定马尔萨斯 的论点。而且，当他谈到我国人口问题的时候，竟认为我国科学不发达，农业发展前途是可悲的；竟认为马尔萨斯主义虽然不能适用于当年的德国，可是偏偏适用于今日之社会主义的中国，这就不难看出他是否真地否定了马尔萨斯。还可以指出的是，他甚至认为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⑤这就更加露出了马尔萨斯主义者的真面目。试问，这种论调和马尔萨斯主义者用人口来解释战争的必然性的论调，又有什么不同？试问，所谓“新人口论”，和马尔萨斯主义者把人口这个人和人的关系问题，作为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来解释的旧人口论，又有什么不同呢？ 　　 四 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研究“我国 　　 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马先生怎样研究“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应该指出，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因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有计划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只有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当然，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不是采取剥夺的办法，而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通过和平道路实现社全主义改造。但这决不等于说，和平改造就不存在着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仍然是尖锐的、复杂的。资本家在改造过程中，必然会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来进行反抗，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这种矛盾和斗争自然会反映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上、反映在科学研究工作上。这时候，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研究工作者，是从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我国具体情况出发，分析这种矛盾的实质，研究怎样正确体现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研究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和所要达到的目的。这时候，另一方面也会有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所谓科学家，站出来替资本家呼吁。显然。在科学研究中的这种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那末，马先生是怎样来研究呢？他对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六个方面的矛盾，即：公私之间的矛盾；劳资之间的矛盾；供、产、销之间的矛盾；有利可图和无利可得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改造和资本主义经营管理之间的矛盾；以及在计划与步骤方面的矛盾。他说：“有利可图和无利可得之间的矛盾，上海一般大型厂反映‘有利可图，无利可得’，但一般中小型工厂则反映1954年是‘无利可得，也无利可图’。其中有的是牵涉到劳资关系方面，如年奖、福利以及不急需的安全卫生设备费用的支出太大，使业务计划和财务计划不能配合。有的牵涉到公私关系方面，如交了税款，完成了公债任务，又提了公积金及职工奖金以后，流动资金枯竭了， 再没有钱发付股息红利。理应四马分肥，现在三马分了，一马没有着落。”（第168页）这样，从他所提出的矛盾和所解释的矛盾的内容来看，他是站在什么立场，代表什么人的利益，便是不言而喻了。关于这种论点，在文章中所附的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按语里，就以事实、以数字作了批驳，例如，在所谓“有利可图和无利可得的矛盾”之下的按语，就指出从全国范围看， 从1950年至1955年六年来资本家所得到的股息平均可占到五厘多，就以事实表明了马先生的这种有利可图、无利可得的说法，只是资本家嫌利润少、不能称心如意地赚钱的怨气吧了。也正因为按语已经用事实、用数字指出了以上论点的谬误，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多谈了。 　　其实，马先生对于自己的立场，也表白得很明显，在文章的说明中就讲道：“这篇论文是根据公方和私方的意见写成的。当然，从政府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来讲，对其中某些私方观点，应该批复，但因为我是站在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地位说话的，故我的说法可以不必与它们完全相同。”（第166页。）我们知道，所谓政府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立场，也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科学研究工作者也应该是站在同样的立场。因为不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就势必是资产阶级的立场。现在马先生既然申明可以不必与政府工作人员相同，他代表谁说话和说话的目的，便昭然若揭。尽管他在文章中引述多少党和政府的政策措施，也不见得能迷惑住人们的眼睛。 　　他还宣称这篇文章是经过陈云副总理看过的，想借此来说明“我的朋友说我有庇护资方之嫌”并无依据。然而，就以他想借以表白的陈云副总理的信来说吧，信中说的是：“这篇文章中许多关于政府方面公布过的或讲过的政策，我看了之后，觉得符合情况。” （第166页。）因此，该信并没有说同意作者的观点，并不能以此来表明马先生所说的“我的朋友”的忠告和帮助有什么不是之处。 　　综合以上所论，马先生在他所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中，除了所摘引的一些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材料之外，属于他自己论证的部分，是贯串着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这是无容讳言、无从掩饰的了。我们认为，在今天，在全国范围的生产战线和思想政治战线大跃进的浪潮中，在汹涌澎湃的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向又红又专的方向飞跃的浪潮中，出现马先生的这样一本书，是必须加以彻底批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怕战斗的，相反，在同资产阶级理论观点的战斗中，更显示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千锤百炼，颠扑不破的真理，更显示出它的光辉、伟大和战无不胜的力量。正由于为捍卫无产阶级思想阵地的热情所鼓舞，也由于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无不胜的力量所支持，我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科学的小学生，仍然是信心百倍地写下了这篇批判的文章，并且希望从事经济科学研究工作的同志们，能够对该书的资产阶级理论观点，进一步作出透辟的分析和批判。 　　①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财政 　　 出版社1958年版，第7—8页；以后凡引此书，只 　　 在引文未注一页码。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 　　 767一76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 　　 786页 　　④马寅初：“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商 　　 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16页。 　　⑤“马寅初谈我国人口问题”， 1957年4月29日“北京 　　 日报”。 　　 （“经济研究”1958年第5期）